大学有价值吗？一名两度辍学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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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大学的看法，源于我两次辍学经历。上高中时，我百无聊赖、成绩平庸。义务教育一结束，我就恢复了对阅读久违的热爱。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上学前一个月，一位好心的邻居给了我一份芝加哥大学名著清单。这份书单成了我了解西方文明最佳作品的路线图。
在阅读了蒙田、伏尔泰、尼采、爱默生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作家的作品之后，我头脑中的一部分被唤醒了。先前我不知道竟还有这一部分的存在。这些经典作品提升了我思想的档次。而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在头脑空空的状态下虚度光阴罢了。
在大学头个学季，我渴望得到全A的成绩。但在几次满是胡言乱语的考试之后，我意识到教授们所要求的与我追求的东西不同。许多教科书，感觉就像厚重的毯子一样，窒息着我的头脑。我惊讶地发现，大多数同学只阅读教授布置给他们的读本，从不越雷池半步。他们表现得，就好似有道画地为牢的强制令，只允许使用政府批准的建筑材料来构筑自己的思想。
在那个学季，我花在与课程无关的经典作品阅读上的时间，要远远多于花在课堂作业上的时间。我脑子越活跃，就越不能忍受老教授们的喋喋不休。我相信靠自己，而不是蜷缩在教室里，更有可能开发自身的潜力。在褪去大部分青年时光后，我觉得自己在思想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本应达到的水平。
就和高中一样，我那一学季成绩极其普通，只有B和C。我在第一个学季结束时退学，我并不确定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几个月后，我打定主意，要成为一名作家。我自尊心很强，稿件质量却很差，卧室墙上，很快就贴满了退稿信。能阅读一本好书，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出连贯的段落。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如果想成为一名作家，我需要学习如何写作。我需要专家来协助我克服文理不通的毛病。
我把架子放在一边，回到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在1975年第二个夏季课程中，我报名参加了三门写作课，每周都要写出六篇以上随笔。在作文课上，我选择了一系列关于哲学主题的文章，这让教授一见我就想躲。我挤占了他的办公时间。“我在这里做错了什么?”和“我怎样才能表述得更清晰?”成了我的口头禅。
在我的期末论文上，教授写道：“这是一个漫长难熬的夏天，吉姆。”那年秋季，我和英文系年纪最大的教授威利斯·欧文（Willis Owen）一道，开展了一项关于写作的独立研究。我很快意识到，没有什么借口能让我交出随便一篇稀里糊涂的论文，多亏了他的批评，我笔下的东西再也不那么杂乱无章了。他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唯一一个认为我有作家潜质的英文教授。
到1976年3月，我参加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提供的所有非虚构写作课程——除了新闻学课程，我像吸血鬼躲避日出一样逃开这类课程。我可不想粗制滥造，尽写些消防队拯救树上猫咪之类的东西。我所看到的大多数新闻报道，都像自动倾卸卡车一样，把毫无意义的事实送入读者头脑。我还学过一些好的历史、哲学和经济学课程。一些教授（包括一些认为我没有能力的教授）的批评是非常宝贵的。值得高兴的是，我从来没有为取悦大学教授去学写作，他们中许多人都对我猛然转向警句式的写作风格（尽管有些笨拙）感到震惊。
我之所以离开大学，部分因为自己强烈地意识到留下的机会成本。我认为我的才能在文学市场上会比在课堂上成熟得更快。我知道偿还大学债务的负担，会耗尽我最大限度发展智力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我的北斗天星之一是句罗马格言：
我努力追求一种“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在那个时代，许多同一年龄段的人都生活得很拮据，所以并不难做到。我认识到，对于一名苦苦挣扎的作家，或者任何想在主流渠道之外开发自身潜力的人来说，“现金流”可能是最重要的词。我的投稿被拒，我就当起了圣诞老人、凯利女孩式的临时打字员、硕大的变装兔和人口普查员。此外，我还在哈佛商学院从事开创性工作：在暴风雪后清铲他们的人行道。
大多数熟人都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我几乎所有第一次投稿，就被三振出局。然而，1977年中期，经济教育基金会的保罗·波洛买下了我替《自由人》写的一篇论“自由对平等”的文章，这让我干劲十足。第二年，《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我呼吁废除邮政垄断的专栏文章。1979年7月，《纽约时报》专栏编辑夏洛特·柯蒂斯(Charlotte Curtis)接受了我撰写的一篇关于“全志愿国会的失败”的讽刺文章，1980年初，《纽约时报》又刊出了我的一篇文章。
1980年中期搬家到华盛顿后，我向一家新兴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提交了求职申请。面试我的是一名身材修长、30岁左右的人，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尽管华盛顿夏日酷热难耐，但他还是穿了一件三件套的正装背心。他坐在一把转椅上，来了标准的几句寒暄之后，拿起我寄来的简历和文章剪辑。
“嗯（…）你已经发表文章了，都登在（…）”他几乎是心不在焉地说着，好像是在自言自语。这哥们听起来像是在面试前仔细研究过我的申请：“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波士顿环球报（…）不错。”
当他的浏览到达页面底部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欢呼胜利般的喜悦之情。“哦！”他高兴地宣布。一阵意味深长的踌躇之后，他谨慎地扬起了眉毛，以示惊讶，如果不是震惊和恐惧的话。
“我看到你没有完成大学学业。”
“是的,”我回答。
他仰靠在椅子上，双手交叉，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假笑，郑重其事地宣布：“波瓦德先生，你必须‘付你的学费’（做自己不喜欢的事——译者注）。”
我极力忍着不笑。
“回到大学，完成你的学位，然后在毕业后联系我们，”他大声宣布，仿佛在赐予我最宝贵的建议。
我憋不住笑了起来，但没从椅子上跌下，保住了一点点礼貌。片刻之后，“面试”结束。如果雇主只关注学位，而忽略其他成就，我很乐意将他们从我的名单中删除，就像他们取消了我的资格一样。
可喜的是，写作不需要政府许可或正式认证，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让我碰碰运气。自由派编辑对文凭就不那么执着。第二年春天，我把一篇抨击教师工会的文章卖给了《华盛顿月刊》，这也许是当时美国最好的调查性新闻杂志。之后，我又发表了其他专栏文章，后来开始定期为《华尔街日报》、《读者文摘》和其他许多出版物撰稿。1983年后，我再也不用断餐或者靠典当来付房租了。后来，书籍帮助我获得了正现金流。
仔细选择大学课程对我最终的成功是非常宝贵的。我很感激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让我采用“中国菜单”的方式选课，而不是强迫我在常规新生课程中吃力地学习。当今这个世界，与我辍学选择在写作上赌一把的时代不同。一些顶级媒体机构现在对无名作家的开放程度，要远远低于早几十年。但好在有很多不错的在线场所，可以让有抱负的作家建立一处滩头阵地。另一方面，如果有人打算成为一名工程师、建筑师或科学家，获得大学学位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职业发展步骤。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学学费大幅上涨，与此同时，大学智力标准也在下降。如果拜登能够劝说国会通过立法，让大多数学生免费上大学的话，那么只会导致准备不足的学生数量大幅增加，从而进一步压低标准。大学可能很快就会像经营着自己教堂的阿肯色州农夫一样，如哈克贝利·费恩（Huckleberry Finn）所说，“从不为他的讲道收取任何费用，但一分钱就值一分货。”但无论是否取消学费，个人都必须认识到，他们为上大学付出了多年的机会成本——特别是当许多人可以在课堂之外学到更多东西并发展有价值的技能。
现在获取文化财富要比我退学时便宜得多。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最近调侃道 ：
“奇怪的是，在自我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的同时，学生债务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芝加哥大学书单上的大部分书籍，现在都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那份名单上的许多书，都不值得翻阅；人生苦短，不值得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来折磨自己。然而，那份书单把我带到了那些在阅读其作品时就能紧紧抓住我心灵的作者那里。这帮助我养成了持续专注的习惯，这对于写作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许多大学和学生都变得更不宽容。至关紧要的是，要在大学课堂之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知识和道德罗盘，以抵制最新“唤醒革命”的践踏。无论周围有多么无聊，在课堂上都有可能学到一些好东西。但是，如果学生们更关心从群体中获得认可，而不是自我发展，他们可能就无药可救了。正如英雄般的匈牙利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兹（Thomas Szasz）所写的那样：
“清晰的思维需要勇气而不是智慧。”
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个人可以把他们的大学时代当作权宜之策。他们应该提早认识到，教授们绝大多数都是左倾分子或铁杆左派。但是，就像我在和大量有着愚蠢政治经济学观念的编辑打交道后幸存下来一样，学生也能在和那些寻求无意识服从而不允许在课堂上开展健康辩论的教授的短暂接触后幸存下来。
关键是个人要继续发展自己的思想，无论他们是大学求学还是靠自己摸索道路。在没有学位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梦想，需要比“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和在校园里服刑四年更多的自律。尼采最好的一句话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警告：
“不能服从自己的人将被命令。”
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为了取得学士学位，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或其他地方荒废时间。除了那个传统基金会的家伙，实际上唯一对我缺少大学学位不满的人是我的前妻——但她抱怨所有事，连胡子也不放过。作为大学肄业生的其他好处包括：我从来没有被强拉去穿三件套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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